秦晖：我们与世界的接轨，应该是底线的接轨

很多人与秦晖相遇，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。

你越有逻辑能力，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，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。

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。

有些人不满意美国，觉得美国过于自由，不保护穷人，也不满意瑞典，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，养了懒汉。言下之意，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，都不应该学习。

秦老师说，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，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？瑞典的福利学不来，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？

比如为了抗疫，让民众隔离在家，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，人人皆可申请，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。这样的福利，我们能学吗？同样，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，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？

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，也不给自由，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。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，既没有城镇救济、子女入学、医疗保障的福利，也没有路边摆摊、住贫民窟、钻桥洞的权利。

说白了，中国与世界的对接，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、横眉竖目的氛围。作为后发展国家，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，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，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。

这最低的部分，就是底线。我们与世界的接轨，应该是底线的接轨。

秦老师强调，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。

再比如左右之争。

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，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。

左派认为，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。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。于是，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。

于秦晖老师来说，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，这种左右争论，往往是鸡同鸭讲。

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，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：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，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。一放一缩之间，结果只会是：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，责任又在不停缩小。

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。王安石主张「摧制兼并，均济贫乏」，照顾穷人、保证平等，有今天左派的意思；司马光主张「国家不与民争利」，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。

问题是，争论双方都不是「受权于民」，所以落实的结果，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；另一方面，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「官品形势之家」放手聚敛的权力。

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，北宋也就在「尺蠖」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，最终在危机中灭亡。

秦晖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让我选择做王党？马党？骑墙党？得了吧，我谁也不选。因为我是人，又不是尺蠖。

因为是人，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，那就是：

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，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。但左右两派，要的都应该是「权责对应」的契约性政府，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，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，这就是「共同的底线」。

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：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「左」「右」，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「主义」呢？

秦晖的主张，在一些场合，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。

不过，他不在乎。学者，但求学理严谨，逻辑一致，何惧流言蜚语？

这是秦老师的气度。

当然，也是因为「共同底线」过于重要，非如此说不可。

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，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。

比如，我是儒教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、政教分离，反对异端审判、神权政治，这也是「共同的底线」。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，或是「和稀泥」地搞个「半儒半耶」的「中间道路教」。

再比如，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，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，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，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，不搞「你死我活」，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、驱赶或镇压。这就是共同底线。

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。在一个可以把「异端」烧死的神权体制下，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？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，左右派谈什么共识？

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，说穿了，就是一种大白话，大实话。

卑之无甚高论。

我们今天的时代，重视秦晖，喜欢秦晖，也正在此。

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、极度的专注力，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，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。

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，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？

珍惜秦晖，就是珍惜我们自己，无论左右。

秦晖的学问，是「早稻田大学」培养出来的地气。早年失学务农，在田间地头，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。

秦晖的格局，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。他有这样的视野，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、转地球仪吗？很难说。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，实乃吾人之福气。

和他同一个时代，是我们的幸运。

在当今中国舆论场，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。此前，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，2018年，于清华“退休”后，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。

在学术圈，有个说法是，“老辈看余英时，中生代看秦晖”。在大陆史学界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是象牙塔学究，他有坦言“主义”、直面“问题”的精神，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。

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：

◎当今“中西文化碰撞”的问题，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，而是西儒皆灭，“秦Z”与“痞风”相继、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；

◎从中国现实的“问题情境”出发，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，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；

◎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，还是右派得势，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，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。左时“公权”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，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。“左派”建不起福利国家，“右派”搞不成公平市场；

◎道家强调无为，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，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。如果说前者是宽容，后者就沦于苟且了；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，后者就意味着奴役。

……

在当下时代，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，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；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，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，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。

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，无不表明，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，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。珍惜秦晖，就是珍惜我们自己。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，他的一些作品，甚至受到限制。但读过他的作品，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。

张鸣老师说：秦晖令我震惊，他是学界大人物，没有人比他更睿智、更犀利，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，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。

刘瑜老师说：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，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，他就常常“赶赴现场”，进行疏通清理。他传奇般的知识面、记忆力和思辨力，总是能三下五除二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。读先生的书，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。

由于某种原因，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，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。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，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，都是最适合阅读、也最宜收藏的版本。

正如张宏杰所说：“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。他就是《皇D的新衣》里的那个孩子，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‘天真’说出石破天惊的话。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，十分珍贵，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抢先收藏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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